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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保开始了他的莫高窟生涯

发布者:admin  来源:本站 日期:2014/12/2 16:14:55 点击次:1008

 王道士何许人也?一介草民而已。他是陕南某山区人,祖籍湖北麻城。可能与战争、饥馑引起的流民迁徙有关。1899年,作为游民的王圆箓来到敦煌,北京保安公司开始了他的莫高窟生涯,王圆箓这个名字,是在他成为道士后改的。如果不是他于1900年偶然中发现了藏经洞,王圆箓这个草民姓名,决不会见于经传的。及至他处心积虑地用他认为是最满意的方式和斯坦因、伯希和做了交易,最终使石窟藏书的精华部分流落国外后,落在他身上的罪名也就难以洗刷干净。人们不假思索地一言以蔽之曰:“勾结外国强盗的卖国贼”。特别是在三个主要问题上,即斯坦因、伯希和与王圆箓交易的性质;王圆箓对藏经洞文物的权力与义务;王圆箓宗教行为的价值判断,许多人并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事物发生发展的本质,得出说服人的结论。因此,笔者在其拙作《百年敦煌》中探讨了这些基本观点。

关于藏经洞交易的性质问题,人们习惯上认为,愚昧无知的王道士,勾结外国强盗骗子,出卖国宝,遗罪千古。当年王圆箓和斯坦因、伯希和进行的交易毕竟是一种商业行为。斯坦因用七百两白银,伯希和用五百两白银,换取了藏经洞里近二万件文物,连斯氏本人也毫不掩饰,认为确实便宜。可是,对于王圆箓来说,他不认为有什么吃亏的,反而很高兴,觉得买主颇为大方。因为在此之前,当他想方设法把这些文物向地方官员“出卖”时,对方不是不识货,就是只拿东西不给分文。而对于王圆箓来说,需要筹措钱款维修莫高窟和实现他“宏扬佛法”的理想。关于王圆箓对藏经洞文物的权力与义务,有人指出,王道士一没有权力出卖,二有义务去守护。他未能这样做,自然应以“监守自盗”论处。但坚持这个论点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:藏经洞是“国家财产”;王道士是“法定”或“准法定”文物保管人员。问题是,这两个基本条件存在不存在?

众所周知,中国的寺院在历代皇权的推波助澜之下,不但享有特殊的政治权力,而且伴生出独特的寺院经济。寺院田地可以免缴赋税,可以出租,寺院财产神圣不可侵犯,连皇帝都要给著名寺院“进贡”。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皇室供奉珍品之事,足以证明。

王圆箓身为莫高窟实际意义的“掌门人”,只有他有权掌管藏经洞的钥匙。他也是这样做的。他并没有“国主义”或“卖国主义”的头脑。只所以最后与外国人成交,是因为外国人掏了银子,不象官家只想白拿。作为官府,也自始至终没有把那一洞子佛经占了绝大数量的文物视为“国家财产”。1900年王圆箓初次打开藏经洞后,就用毛驴驮了两箱经卷去见安肃道台挺栋,这位官人看了两卷,就说古人的毛笔字还没有他写得好,使王道士碰了一鼻子灰。1902年,湖南进士汪宗翰任敦煌县令,得到了王圆箓送的卷子后很感兴趣,遂报告了甘肃学政叶昌炽。叶昌炽学识好,爱金石,又适逢编订《语石》一书,了解到藏经洞情形后,托汪宗翰“代求”了一些卷子以备出书之用。一直到1910年,藏经洞下余卷子才辗转运抵京师学部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,斯坦因第一次离开千佛洞时,拉了五牛车卷子,地方政府并没有干涉,相反是“得地方官之允许”。第二次从藏经洞购得十二大箱文物后,为了先去其他地方考察,他竞将这些东西“安安全全地寄放在安西县衙门里”,1910年下余藏经洞文物解往北京时,清廷学部曾给千佛洞寺院“补偿”了一笔钱。从“补偿”而非“赐赏”来看,清廷也承认藏经洞文物乃为寺院所有。连叶昌炽编书需用的卷子,也是托汪宗翰“代求”的。求谁?自然是王圆箓了。可见藏族洞文物归寺院所属确凿无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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